快递、工地、保安，干一天玩三天。赌博、彩票、网吧，玩到挂逼再接活儿。这就是在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附近一群底层青年的生活。
三和与周围显得格格不入，因为这里人们的生存毫无目的。这里聚集的青年人普遍认为无论怎样努力都达不到富裕生活的水平，因此也放弃了努力，他们的社会存在感不断降低，由此进一步产生失落感甚至羞耻感。不过，即使无法融入深圳，他们也没有离开，而是选择构建了区隔于主流社会的城中村圈子，在此低成本地生存，一个月仅需1200元左右就能维持生计。这样的生活如同一个漩涡，在日结工作、底线生活和挂逼生活中无限循环。
挂逼，是三和青年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。挂逼大多数情况是没钱了，也可以是死了。挂逼也被用来形容那些维持他们生计的极为廉价的生活用品——两块钱一大瓶的挂逼水、五块钱一碗的挂逼面、15块钱一晚的挂逼床位；也可以是休闲娱乐的代名词，比如说“去公园挂逼”。如果失去所有的生活保障，或者被骗走了身份证、手机，那么就彻底挂逼，成为了真正的“三和大神”。
“三和大神”近年来闻名网络，甚至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三和青年的刻板印象，比如只睡大街、等着别人剩饭、去垃圾堆里面扒食物找衣服等。但这群年轻人的生活场景究竟如何，他们又为何在这里抱团取暖，低欲望低消费地生活，不愿意找稳定的工作或者回家？
01不想工作，是不想被盘剥、被克扣、被歧视“日结来了！”几乎每个三和青年在听到这声呼喊之后，都要在内心盘算，自己的钱还够不够花、够花多久，日结的活儿累不累、愿不愿意干……
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也不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？在NHK的《三和人才市场》纪录片里，几乎每个受访的三和青年都有在富士康工作的经验。其中的“三和大神”宋春江称，他曾经在富士康做一名流水线工人，每天打几千颗螺丝钉，感到这样的生活实在枯燥乏味。“三和大神”贴吧里一位喜欢干日结工作的网友@紫夜星雨说自己“对流水线有种恐惧感”，下面有网友回复道：“同感，看到流水线和群居宿舍，就头皮发麻……和蹲号子没区别。”
在林凯玄的访谈中，三和青年经常说自己不想工作，是因为不想被盘剥、被克扣、被歧视。他们这种做法，在《岂不怀归》中，被用学术的语言总结为“试图抵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背后不合理的制度逻辑”。
田丰认为，三和青年的出现是工业化过程当中把农民工“非人化”对待的结果，这和马克思笔下的“异化”有一定的区别。他说，所谓的异化是卓别林在《摩登时代》里的拧螺丝，是通过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，把人融入机器的大生产当中，把人转化成机器的一部分。而“中国除了工业化、市场化之外，背后还有制度的影子”。在他看来，农民工进城之后户籍制度应该取消；农民工跟城里人应该有相似的社会保障制度，但是这样的制度也长期没有建立，即使最近几年建立了，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。“刻意为之的目标就是给城市化、工业化提供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，企业是一个受益方。也就是说，只把农民工看作工业化生产的工具、城市发展经济发展的工具，而不是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对待。”
从被工具化的链条上挣脱，三和青年选择了“干一天玩三天”的生活方式，其实，今天的很多城市年轻人也向往着“做二休五，钱少事少”的“都市隐居”。日本社会学者三浦展曾在《下流社会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》一书里谈到了日本人产生“佛系”心态的原因。他认为，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，社会阶层越低的人就越努力，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期望和可能；但是由于阶层固化，整个社会当中，只有少数人对将来生活水平的提高、社会阶层的上升抱有期望，而且这种期望并不由本人的资质和能力决定，而越来越被父母的社会阶层决定；与此同时，大多数人却毫无期望。社会由此分为了两大阶层——拥有希望的人和不拥有希望的人。
在田丰眼里，中国和日本不一样，中国还是有上升的空间，年轻人之所以不努力，是因为“对于年轻一代，努力是一个选择题，不是一个必答题”。他认为90后、00后的压力没有60后那么大，因为过去进城务工的60后是全家的希望，如今这一辈人把房子盖好了，90后“只需要养活自己就行了”。另一方面，田丰发现一些年轻人抱有“努力也没用”的心态，“如果你认为努力了之后能考及格或者考100分，就肯定努力去答卷；如果你发现再努力也考不及格，肯定就不努力了，”他认为，高不可即的大城市房价正是后面这样一份难以回答的考卷。
02时时挂逼，层层宰割为了逃避被盘剥，在三和，青年们喜欢选择日结工作，这种工作虽然可以短时间拿到报酬，但其工期最短、工资最低、保障也最差。《岂不怀归》一书中提到，日结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工厂可以利用日结降低管理、薪酬和社保等成本，灵活用工；中介也可以确保长期招工，从三和青年身上获得中介费用。因此，虽然三和青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努力地避免被盘剥，但是到了必须维持生计的时候，也逃避不了被盘剥的命运。“只要赚钱肯定都得被盘剥，只是尽可能地想以某种方式去抵抗，”田丰评价道。
做日结拿到工钱后，三和青年平日里都干些什么？一天的日结仅够维持两三天的底线生活。好在这里可以吃5块钱一碗的面，喝2块钱一大瓶的水，睡15块钱一晚的旅馆，深圳气候温暖，一年到头睡大街也不会“路有冻死骨”，十天半月不洗澡、不换衣服亦是正常。
三和青年的娱乐活动有限，彩票是其中之一。闲着无事的年轻人会选择“到彩票店逛逛，碰碰运气，听听挂逼仔吹牛”，然后走到这家挂着“你有多少胆量就有多少财富”的彩票站休息、社交。对三和青年来说，买彩票是实现梦想的一种途径，有的人凭运气购买，有人在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下号码走势，也有人最终发现“买彩票只能让自己快点挂逼”。很多买彩票的青年从好奇慢慢发展为痴迷，最后彻底挂逼时，才发现为时已晚。赌博也是类似的情况，只不过赌博可以让人在更短时间内消耗更多的钱财，挂逼更快。
三和青年平日里也会聚集在网吧里。按照林凯玄的观察，这里的网吧和别处不大一样，座椅上又黑又黏仿佛包了浆，鼠标也油乎乎的，还有臭虫爬来爬去。夏天空气不流通，气味难闻，一般人难以坚持，三和青年却能岿然不动。他们在这里吃饭、过夜，目的不仅是为了节省房钱，也是为了排解在大城市的寂寞，通过在网络上获得即时快感，获取暂时的解脱和释放。有的人会打游戏氪金，有的人会送美女主播礼物和红包，甚至用自己还来不及享用的日结工钱一次打赏几十块钱。这在外人看来似乎有点可怜，但田丰看到，他们这样花钱不会感觉到自己被盘剥，反而觉得自己能够得到什么，因为“给小姐姐打赏的时候，小姐姐会表示感谢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获得的外部尊重”。
如果处在挂逼的边缘，还遇上急需用钱的事儿，三和青年可以选择的赚钱途径只有卖手机、卖微信号和做法人。一个一年以上的微信号价值150块，卖掉前要删掉全部好友且绑定自己手机号，这显然说明微信号将被用于进行不法交易，可能是赌博也可能是诈骗。三和青年还可以依靠身份证赚钱，例如去开手机卡，再卖给收卡的青年——当然，这些卡最终也会被不轨人士用于非常规用途。回报更高、风险更大的最后一种赚钱方式是做法人，也就是身份清白的人把自己的身份信息、照片、指纹等出卖去注册企业，这一产业链操纵者以此欺骗政府和其他企业从而获利，然而，最终的责任和风险可能都是由做法人的人来承担。《岂不怀归》中记载了一位被迫做了法人的三和青年，因为曾经售卖了自己的银行U盾和手机号，又在日结工作中被骗走了身份证，如今，仅仅在深圳，他名下就已经有十几家公司，注册资本都是500万人民币。他感到极度崩溃：“如果出事了，这辈子就完了！”
上班的时候被工厂、中介盘剥，不上班的时候赌博买彩票、给主播打赏，照样被宰。等到一无所有，卖微信号、做法人还是被骗。“任何一个角度，他们都是被宰割的对象，”田丰说。
03留城无望，回村无意这群如同待宰羔羊的青年人如今聚集在三和，既无法融入大城市，也不愿意离去。“三和青年其实是从农村到城市向上流动的一个部分，但没能够流上去——他们现在的状态其实就是悬浮的状态，”田丰看到，三和青年是因为摆脱了对社会、家庭和自身的责任要求才陷入无援之境的，对他们来说，只有有效回归社会、回归家庭才是正途。
除了要求个人的努力上进，社会又能够为这些处于层层盘剥之下的三和青年做些什么？田丰看到，是三和青年受到的教育使得他们和整个社会脱节了。在过去应试教育的条件下，农村孩子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，但在教育改革之后，一部分优质教育资源被市场化了，另外一部分优质教育资源被阶层化了。城里孩子不停补课，农村孩子什么也不补，这就导致他们在进入初中高中之后差距迅速拉大。
田丰在农村调研的时候，看到了很多令人扼腕的现象——好的老师都进入了民办中学，农村里越来越缺少负责任的老师；很多教师都住在县城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就走，和孩子们缺乏沟通了解。种种因素相加，教育差距越来越大，久而久之，农村很聪明的孩子“再突出也突出不到城市的门槛”。
他认为，今天的社会即使是做一个农民工也需要一定的职业水平，但因教育制度的原因，很多农村孩子初中一毕业就辍学了，没受过什么教育，没有什么技能。在职业教育方面，很多时候，官方提供的农民工培训流于形式，职业教育的内容脱离时代，与社会需求脱节，难以培养出企业真正需要的人。很多三和青年没有任何职业技巧，又因为从小就在乡镇、县城上学，早早就熟悉了城市的生活方式，不愿意跟父辈一样去默默无闻地做一个机器的零部件。就这样，他们既不想要回家，又难以向上突围，最终形成了“悬浮”的状态。由此，田丰得出的结论是，“农村必须得改变教育制度，职业教育也必须要和业界衔接。”
